①法律效果与维护执政地位的要求相统一。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公法研究是我们需要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每一个人类观察者总是从时间的某一刻、空间的某一点出发来观察和思考他所身处的世界，这样他必定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是作为人的一部分代价。这一点，学者与常人没什么不同。

再以研究方法的运用为例。研究主题拓展方面的两条主线可以部分地反映跟风、盲从现象的存在。问题在于，对于探索未知领域的学术研究而言，每个研究者其实都是盲人，全面不是我们能力所及的。所不同的是，通过对制度史、实践史、学术史的梳理，学者更容易从历史发展的脉络中窥测到可能存在的逻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自己正进行思考的那个时点，按照所观测到的可能逻辑解释当下的状况，提出常人所忽略的问题，为未来发展方向提出预测或引导。虽然最终结论可能连自己都觉得失之片面甚至偏激，但从公法学术整体来说，却更有意义。

在一国内部，由于政治力量对比关系存在着连续性，从价值诉求到公法原理的形成、制度的落实，所受到的影响因素也相对更为稳定，即使发生变化或者跃迁，其脉络也相对清晰可辨，因而公法研究对自身历史的关注度本应该强于对他国或地区比较公法的关注度。因为主题本就不是从公法学术自身逻辑出发形成的，从问题到方法再到理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没有必要。[7] 《左传·桓公六年》。

在春秋战国时期，经过儒家等学派的论证，已经比较全面地确立了人在自然宇宙中的主体地 位和人的社会价值，深入地探讨了人的道德本性与伦理情感，并初步形成维护人的尊严的一些法律原则和 司法制度。[17] 君之视臣 如草芥，臣之视君如寇仇。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中国古代司法中的人本主义思想是君主专制制度下的人本主义思想， 在重公权轻私权、重国家轻个人、重义务轻权利、重宗法尚家族的历史条件下，其积极作用是有限的，特别 是专制君主言出法随、各级官员有法不依的现实更是使得业已形成的人本主义司法的思想与制度难以真 正与持久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犯加役流、反逆缘坐流、会赦犹流者，不用此律。

[3]为获得民众的拥护，西周统治者在利用天意、神权之类的理论说教麻痹民众的同时也 强调统治者是否有德是其统治是否合乎天意的依据———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4]并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创 立了德治理论。[26]? 存留养亲为后代法律所沿袭，在明清朝审与秋审中对死刑 监候案犯，存留养亲便是无须执行死刑的法定事由。

朝审的对象是死刑监候案件。[4] 《左传·僖公五年》。儒家思想中 的这些消极因素对中国古代司法也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从而大大消解了其人本主义司法理论的积极 影响。再加之中国古代宗法制度的影响造就 了家国一体、亲贵合一的政治体制，形成了尊尊、亲亲的等级秩序，家是国的缩微，国是家的放大，法律维护 家族伦理道德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同时也是由于这些人对社会的危害性较小，减免其法律责任既可标榜统治者的仁政，又 不至于危及统治秩序。若 拷过三度及杖外以他法拷掠者，杖一百。[15] 孔子的仁学被孟子全面继承和发展，孟子将仁学和亲情伦理联系起来，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13] 孔子的仁学思想还对西 周创立的德政思想和礼教规范予以继承和发展，指出统治者自身良好的道德修养对推行礼教乃至治国平 天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汉武帝时规定，州刺史每年八月巡行新部郡国，录囚徒。

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其主要表现为，首先，各级贵族要充分认识到良好的司法对维护统治的 重要意义，因而要对刑罚抱有敬畏之心并公正司法，否则就不能使百姓安定并会招致祸灾。

[34] ?《折狱龟鉴》卷 5 ，《孙长卿》。[38] 《文献通考·刑志》。明德慎罚 中国是法制文明发达很早的国家，司法文明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北魏的李惠每次断案必察狱以情，审之五听。[8] 《左传·昭公十八年》。所谓五听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

[41] 《明会典》卷 177 ，《朝审》。自此定例，每五年辄大审。

故孔子云：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作乱者，鲜矣。中国是农耕文明国家，以家族为核心的熟人之间的团结互助是农业生产与生活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因而 伦理道德尤其是家族伦理道德成为中国古代法律重点保障的对象。

原问衙门监候， 照例具奏，将犯人引赴承天门外，会同多官审录。[45] 唐朝以来死刑复奏制度 更加严格与完善。

由此可见，以五听审理案 件的方法是中国古代司法人文精神的一个具体表现，其影响甚为深远，后世论者颇多。流 者鞭笞，留养其亲，终则从流，不在原赦之例。根据这一规定，儿童、老人与痴呆之人犯罪，只要不是亲手故意杀人，均可赦免 其罪责。现代司法 中所应用的测谎仪器，也不外乎是用现代的科学仪器侦测犯罪者的心理反应。

即使复奏讫，执行死刑的 命令亦已下达，仍须听三日乃行刑，若限未满而行刑者，徒一年。其次，在儒家 人本主义思想体系中，人是作为类而存在的，是以家族成员的身份来表现其存在价值的，并不具有个体 独立存在的意义。

上奏 畏却，则锻炼而周内之。宋太宗赵光义于太平兴国六年（公元 981 年）下诏：自今系囚 如证左明白而捍拒不伏合讯掠者，集官属同讯问之，勿令胥吏拷次。

天罚不极，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贞观律》与隋朝的《开皇律》相比，死 罪减少 92 条，改流罪为徒罪 71 条，并删去兄弟连坐俱死之法。

唐太宗从历史经验中得出结论：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32]? 宋朝的郑克在《折狱龟鉴》中结合审判实践对五听作了进一步的阐明。如遇囚番异称冤有词，各官仍亲一一照卷陈其始末来历并原先审过缘由，听从多官参 详。另一方面也表明夏商时期盛行的神权法思想开始动摇， 国家统治的重心开始放在对人的关注与关怀上。

[1]到西 周时期，以人为本的法律思想随着德治理论的创立而日益丰富，并逐步成为主流意识形态。[47] 《唐律疏议·断狱》。

作为中华法系典范之作的《唐律疏议》开篇即指出：秉气含灵，人为称首。在今尔安百姓，何择非人？何敬非 刑？何度非及？……永畏惟罚，非天不中，惟人在命。

这一原则要求司法官员应当谨慎 地审判案件和适用刑罚，而适用刑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促进道德教化。西周法律将破坏家族伦理的不孝不友行为视为破坏统治秩序最严 重的犯罪。